乞丐在潮汕方言中稱為“乞食”或“老乞食”，通常衣衫襤褸，蓬頭垢面，持瓢托缽行乞于門庭街市。乞食有“原生”和“職業(yè)”之分，原生乞丐是臨時性的，由于突然變故陷入生存絕境，不得已而行乞求食；職業(yè)乞丐是長期性的，大多數(shù)并非因貧而丐，而是以行乞作為職業(yè)。職業(yè)乞丐成分非常復雜，其中不少常與社會上的流氓地痞、黑勢力有著種種瓜葛，往往是披著乞丐的外衣，干著坑蒙詐騙、強求勒索的勾當，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。
 
    現(xiàn)存的清代潮汕地區(qū)碑刻資料中就有許多關于乞丐問題的記載。如乾隆三十九年大埔縣漳溪上村、中村、沙坪等地的《遵示勒石》載：“漳溪等處，界連饒邑，有外來麻瘋及壯年乞丐赤漢結黨成群，強梁已極……精壯流乞肆行強乞，及盤踞宮廟，潛行偷盜，更有一般癩疾之丐沖家賴詐。”
 
    道光六年饒平縣鳳凰社鄉(xiāng)的《奉府縣花轎碑記》載：“情因饒屬娶親一事，新婦所坐小轎，皆由縣城東南門夫頭定價扛抬。各鄉(xiāng)村復有巨族棍徒，由東南門夫頭轉納夫價，自為一鄉(xiāng)之夫頭。其勢愈橫，多方厚勒……不遂所勒，爛丐成群截路凌辱，擁門吵鬧。”
 
    光緒二十四年揭陽縣軍田鄉(xiāng)蜈蚣圍鄉(xiāng)《奉憲嚴禁碑》載：“轎夫頭役乞丐癩民，每遇到民間婚喪等事，任意勒索，最為地方陋習……結黨成幫，強索硬討，陽乞陰盜。凡遇婚喪，謂必由伊指轎扛葬，不論貧富夭壽，必索重資。”
 

    從資料可以看出，這些橫行鄉(xiāng)里的惡丐,一般都具有群體性,通過“爛丐成群”或“結黨成幫”，有時作為犯罪的主體，有時則以幫兇的什么出現(xiàn)，進行“強乞”、“勒索”、“盜竊”、“敲詐”等為害百姓的行為。有的甚至勾結官府，欺壓百姓。如饒平鳳凰曾姓，“欲娶新妻，先獻轎價銀四元與夫頭，系附縣大族黃虱母、黃炎，必欲勒銀十余元，否則從匪吵擾。無何，赴縣主呈明，新婦不敢坐轎，自己步行，并懇出示禁阻滋擾。蒙縣主出示嚴禁。殊夫頭厚賂縣丞，秘不發(fā)示，專為九月十六日鄉(xiāng)內娶新婦，唆轎夫乞丐數(shù)十人，至家大鬧，勒還夫價而后已。”（道光六年《奉府縣花轎碑記》）
 
    強乞強丐,危害社會治安,擾亂村民生活,已然成為清代潮州社會之毒瘤，地方政府及鄉(xiāng)民對此也采取了相應的對策。考察有關的碑刻資料,地方政府對于鄉(xiāng)村乞丐的管理,主要是由府縣主官負責,通過頒布有關地方規(guī)章用行政手段進行具體管理。據(jù)揭陽縣軍田鄉(xiāng)蜈蚣圍鄉(xiāng)《奉憲嚴禁碑》載，為解決軍田鄉(xiāng)蜈蚣圍鄉(xiāng)轎夫、爛丐勒索婚喪扛櫬之事，揭陽縣令親自出示嚴禁，“謹遵示諭，敕石頭永遠遵守。如敢再踵前弊，畫界藉勒，結黨橫行，一行察出，必從嚴懲辦，絕不姑寬。各宜謹遵，勿違。特示。”
 
    地方士紳作為基層管理的重要力量，在推動鄉(xiāng)村乞丐管理中發(fā)揮重要的作用,當時不少管理乞丐的告示都是在他們的陳情、呼吁下頒布的。清代道光九年達濠東湖嶺兩雨亭的《禁示》碑就明確記載了鄉(xiāng)紳為杜絕外方乞丐占據(jù)雨亭，維護一方安寧而做出的努力。東湖嶺古道位于濠江區(qū)達濠街道青林社區(qū)與廣澳街道東湖社區(qū)交界處，是達濠埠通往東湖鄉(xiāng)最便捷的通道。“竊招收都地處濱海道路騎驅，惟東湖嶺路山高嶺峻，年久損壞，乃系通衢商旅往來之區(qū)，歷年以來人煙叢雜牛馬輻輳。一逢久雨浪，唯堪非持無以便行人，唯黑夜有損當值夜巡。鄉(xiāng)人樂善紳士愿解囊捐金倡修此地道路，遂建上下嶺兩雨亭施給茶水以為寒暑行人歇息之處。約各踴躍捐題共成嘉舉，益已興工筑修。但恐不該棍徒籍端滋擾有礙功程，又恐外方乞丐爛匪在該上下嶺兩雨亭住宿致事端”。為此青藍鄉(xiāng)職員李廷銘、生員徐維祺、東湖上下鄉(xiāng)耆老林篤香、李文喜聯(lián)名呈稟官府懇準給勒石以安行旅。潮陽縣招寧分司據(jù)此合行出示，“勒石嚴禁如此，示諭所屬來往諸色人等知悉。自示之后毋許外方乞丐以及爛匪棍徒人等在該上下兩雨亭住宿、有礙功程、致擾來往商旅，倘敢故違許該做近鄉(xiāng)村約保人等□赴本分司以憑嚴究詳辦，決不姑息，各宜稟遵毋違特示” 。正是在地方官府和鄉(xiāng)紳的共同努力的配合下，以立禁示碑的方式打擊乞丐群體的犯罪行為，維護了潮州鄉(xiāng)村的社會秩序。
 
    隨著時代的變化，職業(yè)乞丐依然存在，像清代那種結黨成群滋擾社會秩序的惡丐現(xiàn)象已經很少出現(xiàn)，更多的是多元化的手段博取同情。潮汕的老一輩在哄騙小朋友時，還經常說道“老乞食偷抱孥仔”、“等下客（給）老乞食偷抱去”等“恐嚇性”話語，這也許是當年乞丐問題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民間記憶吧。